唐宋八大家

韩愈 
    (768~824) 
    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字退之。河南河阳(今孟县)人,郡望昌黎,世称韩昌黎。因官吏部侍郎,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,又称韩文公。 
    他三岁而孤,受兄嫂抚育,早年流离困顿,有读书经世之志。20岁赴长安考进士,三试不第。25~35岁,他先中进士,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,赴汴州董晋、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。后回京任四门博士。36~49岁,任监察御史,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,请减免赋税,贬阳山令。宪宗时北归,为国子博士,累官至太子右庶子。但不得志。50~57岁,先从裴度征吴元济,后迁刑部侍郎。因谏迎佛骨,贬潮州刺史。移袁州。不久回朝,历国子祭酒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等职。政治上较有作为。 
    思想渊源于儒家,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。他以儒家正统自居,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、神权迷信,但又相信天命鬼神;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、墨子,认为杨、墨偏废正道,却又主张孔墨相用;他提倡宗孔氏,贵王道,贱霸道;而又推崇管仲、商鞅的事功。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,但在反对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,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。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,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。 
    文学主张与创作 
    文创作理论上: 
    他认为道(即仁义)是目的和内容,文是手段和形式,强调文以载道,文道合一,以道为主。  
   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,并博取兼资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诸家作品。  
   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葱?坚持“词必己出”、“陈言务去”。  
   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,提出养气论,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(《答李翊书》)。  
    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论点。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。  
    在作品风格方面,他强调“奇”,以奇诡为善。  
    韩愈的散文、诗歌创作,实现了自己的理论。其赋、诗、论、说、传、记、颂、赞、书、序、哀辞、祭文、碑志、状、表、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,均有卓越的成就。 
  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、长篇,有《原道》、《论佛骨表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等,它们大都格局严整,层次分明。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,短篇如《杂说》、《获麟解》,比喻巧妙,寄慨深远;长篇如《送穷文》、《进学解》,运用问答形式,笔触幽默,构思奇特,锋芒毕露。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,体裁多样,文笔多变,形象奇幻,理论精湛。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。学习儒家经书的,如《平淮西碑》,用《尚书》和《雅》、《颂》体裁,篇幅宏大,语句奇重,酣畅淋漓;《画记》直叙众多人物,写法脱化于《尚书·顾命》、《周礼·考工记·梓人职》。继承《史记》历史散文传统的,如名篇《张中丞传后叙》,融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炉。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,如《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》、《清河张君墓志铭》等。记文学挚友,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,如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、《贞曜先生墓志铭》等。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,韩愈也有些“谀墓”之作,当时已受讥斥。 
    抒情文中的祭文,一类写骨肉深情,用散文形式,突破四言押韵常规,如《祭十二郎文》;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,四言押韵,如《祭河南张员外文》、《祭柳子厚文》。此外,书信如《与孟东野书》、赠序如《送杨少尹序》等,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。韩愈另有一些散文,如《毛颖传》、《石鼎联句诗序》之类,完全出于虚构,接近传奇小说。韩愈散文气势充沛,纵横开合,奇偶交错,巧譬善喻;或诡谲,或严正,艺术特色多样化;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。 
   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,提炼当时的口语,如“蝇营狗苟”(《送穷文》)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俱收并蓄”(《进学解》)等新颖词语,韩文中较多。他主张“文从字顺”,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,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。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。自谓“不可时施,只以自嬉”(《送穷文》),对后世有一定影响。韩愈也是诗歌名家,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、光怪陆离为主。如《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》、《月蚀诗效玉川子作》等怪怪奇奇,内容深刻;《南山诗》、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、《孟东野失子》等,境界雄奇。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、押险韵。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、本色自然的诗。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,但律诗、绝句亦有佳篇。如七律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、《答张十一功曹》、《题驿梁》,七绝《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》、《题楚昭王庙》等。 
   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,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,称为“杜诗韩笔”;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,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韩诗力求新奇,重气势,有独创之功。韩愈以文为诗,把新的古文语言、章法、技巧引入诗坛,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,扩大了诗的领域,纠正了大历(766~780)以来的平庸诗风。但也带来了讲才学、发议论、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。尤其是以议论为诗,甚至通篇议论,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,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。 
    柳宗元  
    柳宗元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省永济市)人,代宗大历八年(773年)出生于京城长安,宪宗元和十四年(819年)客死于柳州。一代着名文学家、思想家,享年不到50岁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。 
    柳家与薛、裴两家被并称为“河东三着姓”。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,皆为朝廷大吏,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。入唐后,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,只高宗一朝,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。但到了永徽年间,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。到柳宗元出生时,其家族已衰落,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。柳宗元曾祖、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。其父柳镇,官秩一直很低。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,柳氏到他这一代,已经“五、六从以来,无为朝士者”。安史之乱,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。战乱中,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,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,逃到吴地。在南方,一度生计艰难,有时竟薪米无着。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,常常自己挨饿。柳宗元正出生于“安史之乱”后,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。柳宗元九岁时,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——建中之乱爆发,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。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,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,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,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。 
    贞元九年(793年)春,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,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。贞元十二年(796年)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,算是步入官场,这一年,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,两年后,中博学宏词科,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,得以博览群书,开阔眼界,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,了解官场情况,并关心、参与政治。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,他便写了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》,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,第二年写了《辩侵伐论》,表明坚持统一、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。 
    贞元十七年(801年),柳宗元调为蓝田尉,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,时年31岁,与韩愈同官,官阶虽低,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,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,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,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 
    王叔文、王(亻丕)的永贞革新,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,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,所实行的措施,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,利国利民,顺应了历史的发展。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,被称为“二王刘柳”。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、豪族、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。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。 
    由于顺宗下台、宪宗上台,革新失败,“二王刘柳”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。宪宗八月即位,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(今湖南邵阳市)刺史,行未半路,又被加贬为永州(今湖南零陵)司马。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,还有七人,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 
   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,当时甚为荒僻,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。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,有他67岁的老母、堂弟柳宗直、表弟卢遵。他们到永州后,连住的地方都没有,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,在龙兴寺寄宿。由于生活艰苦,到永州未及半载,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。 
    柳宗元被贬后,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。造谣诽谤,人身攻击,把他丑化成“怪民”,而且好几年后,也还骂声不绝。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。在永州,残酷的政治迫害,艰苦的生活环境,使柳宗元悲愤、忧郁、痛苦,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,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,竟至到了“行则膝颤、坐则髀痹”的程度。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,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。他在信中明确表示:“虽万受摈弃,不更乎其内。” 
    永州之贬,一贬就是10年,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。在京城时,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,到永州后,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。永州十年,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,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,撰文着书,《封建论》、《非〈国语〉》、《天对》、《六逆论》等着名作品,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。 
    元和十年(815年)正月,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。但并未被重用,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,他们二月到长安,三月便宣布改贬。柳宗元改贬为柳州(今广西柳州市)刺史,刘禹锡为播州刺史。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,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。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,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,便几次上书给朝廷,要求与刘禹锡互换。后来因有人帮忙,刘禹锡改贬连州,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。 
    柳州距京城长安,比永州距京城更远,更为落后荒凉,居民多为少数民族,生活极端贫困,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。柳宗元初来这里,语言不通,一切都不适,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,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,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。 
    柳宗元在柳州,决心废除“以男女质钱,约不时赎,子本相侔,则没为奴婢”的残酷风习,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,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,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,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,回家和亲人团聚。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,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。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,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;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,兴办学堂,推广医学,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,接连打了好几眼井,解决饮水问题。柳州荒地很多,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,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、就种竹三万竿,种菜百畦。他又重视植树造林,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。 
    柳州四年,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,遗惠一方,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。 
    长期的贬谪生涯,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,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,确是未老先衰。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,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。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,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,经裴度说情,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。然而为时已晚,诏书未到柳州,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,当时年仅47岁。临死前,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,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。后来刘禹锡编成《柳宗元集》。 
    虽然活了不到50岁,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,在诗歌、辞赋、散文、游记、寓言、小说、杂文以及难Ю砺壑罘矫?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 
    柳宗元的诗,共集中140余首,在大家辈出、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,是存诗较少的一个,但却多有传世之作。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,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,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,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,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。苏轼评价说:“所贵乎枯谈者,谓其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实美,渊明、子厚之流是也。”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。现存柳宗元诗,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,题材广泛,体裁多样。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,描写生动,寓言诗形象鲜明,寓意深刻,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,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。不论何种体裁,都写得精工密致,韵味深长,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,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。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、同情人民的诗人,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,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。 
    宋人严羽说:“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。”此论相当中肯。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。他的辞赋,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,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。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,但无论是思想、遭遇,还是志向、品格,都有相通之处。《旧唐书》本传云柳宗元“既罹窜逐,涉履蛮瘴,崎岖堙(户乙)。蕴骚人之郁悼,写情叙事,动必以文,为骚文数十篇,览之者为之凄恻。”与屈原之作辞赋,何其相似。柳宗元的“九赋”和“十骚”,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,无论侧重于陈情,还是侧重于咏物,都感情真挚,内容充实。 
    柳宗元的散文,与韩愈齐名,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、苏轼等并称为“唐家八大家”,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。唐中叶,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。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。在文章内容上,针对骈文不重内容、空洞无物的弊病,提出“文道合一”、“以文明道”。要求文章反映现实,“不平则鸣”,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。文章形式上,提出要革新文体,突破骈文束缚,句式长短不拘,并要求革新语言“务去陈言”、“辞必己出”。此外,还指出先“立行”再“立言”。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。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,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、技巧纯熟、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。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 
    在游记、寓言等方面,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。“永州八记”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。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,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,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,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因其艺术上的成就,被人们千古传诵、推崇备至。除寓言诗外,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,《黔之驴》、《永某氏之鼠》等,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。“黔驴技穷”,已成成语,几乎尽人皆知。有的寓言篇幅虽短,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,被千古传诵。 
    文学成就而外,柳宗元又是一位着名的思想家。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,必然是一个思想家。柳宗元的哲学论着有《非国语》、《贞符》、《时令论》、《断刑论》、《天说》、《天对》等。在这些论着中,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“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”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,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“淫巫瞽史”,指责他“诳乱后代”。他反对天符、天命、天道诸说,批判神学,强调人事,用“人”来代替“砷”,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,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“天人之际”即天和人的关系,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。他的哲学思想,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、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。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。 
   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着,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,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。《封建论》是柳宗元最着名的政治论文。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,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,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,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,有优越性和进步性,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。对秦始皇的评价,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。《六逆论》、《晋问》等政论文,主张任人唯贤,反对世袭特权,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,也应改正。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,重视劝农耕,修水利,以利民、安民。柳宗元推崇儒学,但不主宗一家。他的不少言论,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,来对儒、法、释、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,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。 
   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,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。 
    欧阳修 
    欧阳修(1007-1073),字永叔,号醉翁,又号六一居士。庐陵(今永丰县沙溪人)。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四岁丧父,家贫,他的母亲以荻画地,教他写字。多诵古人篇章,为诗文,“下笔出人意表”。天圣八年(1030)中进士,任西京留守推官。景佑元年(1034)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、馆言事,得罪宰相被贬,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,被降知夷陵县。康定元年(1040)复任馆阁校勘,编修崇文总目。庆历三年(1043)任右正言、知制诰。五年,杜衍、范促淹、韩琦、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,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,因被贬知滁州,后又改知扬州、颍州。皇佑元年(1049)回朝,先后任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等职,和宋祁等一同编修《新唐书》,又自修《五代史记》(即《新五代史》)。晚年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太子少师。神宗熙宁五年(1072)卒于家,谥文忠。  
  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,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,对当时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,有较清醒的认识。主张除积弊、行宽简、务农节用,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。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,思想渐趋保守,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;但比较实事求是,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。  
   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,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,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。宋初,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,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,浮华纂组,并无社会意义,却曾风靡一时。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,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。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,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,刊行天下。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,主张明道致用。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,以“道”为内容,为本质,以“文”为形式,为工具。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,提出要使“文”有光辉,“学者当师经”,师经才能用“道”来充实自己。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。在对“道”的解释上,他把现实中的“事”,看作是“道”的具体内容,反对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,反对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。在对待“道”与“文”的关系上,主张既要重“道”,又要重“文”,认为“文”固然要服从于“道”,但并非“有德者必有言”。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“自诗、书史记所传,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”。指出:“言以载事,而文以饰言。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世。”所谓“事信言文”,就是内容要真实,语言要有文采,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。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。后来,知贡举(主管考试进士)时,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,凡内容空洞,华而不实,或以奇诡取胜之作,概在摒黜之列。与此同时,他又提拔、培养了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。这样,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  
   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,以散文为最高。苏轼评其文说:“论大道似韩愈,论本似陆贽,纪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。”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,汪洋恣肆,但并不亦步亦趋。他的散文深入汪出,既精炼又流畅,叙事说理,娓娓动听,抒情写景,引人入胜,寓奇于平,一新文坛面目。他的许多政论作品,如《本论》、《原弊》、《上高司谏书》、《朋党论》等,恪守自己“明道”、“致用”的主张,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,指摘时弊,思想尖锐,语言明快,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。他还写了不少抒情、叙事散文,也大都情景交融,摇曳多姿。他的《释秘演诗集序》、《祭石曼卿文》、《苏氏文集序》等文,悼念亡友,追怀往事,情深意挚,极为动人;他的《丰乐亭记》、《醉翁亭记》诸作,徐徐写来,委婉曲折,言辞优美,风格清新。总之,不论是讽世刺政、悼亡忆旧、登临游览之作,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、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。  
   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。他“以文为诗”。通俗流畅。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,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,情景相生,意味隽永。在内容上,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。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例如,在《答杨子静祈雨长句》中,描写了“军国赋敛急星火”,“然而民室常虚空”的社会现实;在《食糟民》中,揭露了官吏“日饮官酒诚可乐”。而百姓“釜无糜粥度冬春”的不合理现象。不过,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:“因吟君赠广其说,为我持之告采诗。”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,维护封建秩序。另外一些诗,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,如《画眉鸟》:“百啭千声随意移,山花红紫树高低;始知锁向金笼听,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  
   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,且时有新见,后人集录成书,称为《六一诗话》。今人郭绍虞说:“诗话之称,固始于欧阳修,即诗话之体,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。”(《宋诗话考》)欧阳修的诗话,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、或重要格例、或重在作法、或重在本事的做法,而是兼收并蓄,细加抽绎。他在评论诗的时候,虽然不废雕琢,但主张归于自然。他特别称许梅尧臣“意新语工”之说,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  
   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。他创作了很多词,内容大都与“花间”相近,写的多是男女爱恋、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。但格调较高,技巧娴熟,不乏艺术珍品。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《踏莎行》,末尾两句: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,从思妇眼中写征人,情意深远,含蓄蕴藉,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。又如《朝中措》开头两句:“平山栏槛倚晴空,山色有无中。”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,看似随意写出,却是无限传神,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,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。  
    此外,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,写了一些文赋,他的着名的《秋声赋》,与苏轼的《赤壁赋》先后媲美,千载传诵。  
    欧阳修一生着述繁富,成绩斐然。除文学外,经学有独到见解,金石学有开辟之功,史学成就尤伟。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,所着将近二十种,仅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。以现行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别集类的《文忠集》一百五十三卷,附录五卷为较全。 
   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宋代眉州(今四川省眉山市)人。父苏洵、弟苏辙都是着名古文学家,世称“三苏”。嘉佑进士,任凤翔府签判,主张改革弊政。神宗时反对变法,但在密州、徐州任上抗洪灭蝗,赈贫救孤、颇多政绩。后以“谤讪朝廷”贬黄州。哲宗时任翰林学士,出知杭、颍、扬、定四州。徽宗初遇赦召还。诗、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。 
   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,也有反映民生疾苦、揭露现实黑暗之作。诗风豪迈清新,尤长于比喻。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 
   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,记游、怀古、赠答、送别、说理无不入词,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,促进了词的发展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、等,开豪放词派的先河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 
   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,记叙文结构谨严,明白条畅,如《石钟山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等与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同为传诵名篇。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是“[唐宋]古文八大家”之一。文学思想强调“有为而作”,崇尚自然,摆脱束缚,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致力提拔后进,黄庭坚、秦观等均出其门下。 
    苏轼还擅长行、楷书,与黄庭坚、米芾[fu2]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曾遍学晋、唐、[五代]名家,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,而自成一家。自云: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;又云:“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。”黄庭坚说他:“早年用笔精到,不及老大渐近自然”;又云:“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。”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,加之学问、胸襟、识见处处过人,而一生又屡经坎坷,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,天真浩瀚,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。人书并尊,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、迈、过,友人王定国、赵令畤均向他学习;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、韩世忠、陆游,以及[明代]的吴宽,[清代]的张之洞,亦均向他学习,可见影响之大。 
   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,师文同,比文更加简劲,且具掀舞之势。米芾说他“作墨竹,从地一直起至顶。余问:何不逐节分?曰:竹生时,何尝逐节生?”亦善作古木怪石,米芾又云:作枯木枝干,虬曲无端;石皴硬,亦怪怪奇奇无端,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。其论书画均有卓见,论画影响更为深远。如重视神似,主张画外有情,画要有寄托,反对形似,反对程式束缚,提倡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,并明确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等,为其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。存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》与《祭黄几道文》等。存世画迹有《古木怪石图卷》;又近年发现的《潇湘竹石图卷》当亦系他的作品。诗文有《东坡七集》,词有《东坡乐府》等。 
    苏洵(公元1009-1066),字明允,号老泉,四川省眉山人。 
    苏洵是宋代着名的散文家,政论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  
    着有<嘉佑集>二十卷,<易传>三卷,苏洵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“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他”的政论文古朴简劲,博辩宏伟,纵厉雄奇,言辞锋利,对历代政治,经济,军事和用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全面的论述,具有纵横雄辩之风。  
    苏辙(1039-1112年),字子由,一字同叔,晚号颖滨遗老,四川眉山人,北宋着名散文家,唐宋“八大散文家”之一。  
    苏辙知识渊博,勤奋好学;着述丰硕,其文受父兄影响颇深,他的散文内容丰富,汪洋澹泊,深醇温粹。议论文议古论今,议论纵横指归于时事,不为空言。他的记叙文写得纡徐曲折,绕有情致。更突出的是他发展了韩愈“气盛言宜的观点,提出了有我的文气说,强调生活体验对创作的重要性。其散文总体成就虽不及其兄,然也能以其独特的风貌卓然自成一家。世称苏文定公。着有《栾城集》。 
    曾巩 
    北宋散文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字子固。建昌军南丰(今属江西)人。嘉佑二年(1057)进士。历任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、实录检讨官,官至中书舍人。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,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,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。因此,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。曾巩散文朴实简洁,沉稳严谨,笔锋犀利。深切往复、善于自道的创作手法对后世古文作家影响很大。他的一些文章对当局者的固循苟且不满主张对法制度数进行改革。,曾文长于议论,他的政论文,语言质朴,立论精辟,说理曲折尽意。如《上欧阳舍人书》、《上蔡学士书》、《赠黎安二生序》、《王平甫文集序》等都纡徐委备,近似欧阳修文。记叙文亦常多议论,如《宜黄县县学记》、《墨池记》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。曾巩亦能诗,今存诗400余首,以七绝成就较高,着作今传《元丰类稿》50卷,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元刊本。 
    王安石    
    王安石(1021---1086)是宋朝着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,抚川临川(今江西抚州)人。他年轻时候,文章写得十分出色,得到欧阳修的赞赏。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,就做了几任地方官。他在鄞县(今浙江鄞县,鄞音yìn)当县官的时候,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,百姓生活十分困难。王安石兴修水利,改善交通,治理得井井有条。 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,以舒民困,元丰八年,新法被废,王安石忧愤成疾,次年病卒。 
   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,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,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,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,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。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。这些作品针对时弊,根据深刻的分析,提出明确的主张,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。如〈答司马谏议书〉,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,言简意赅,措辞委婉而坚决,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。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,较少注意酝酿气氛,描摹物象,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,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,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,语言简练朴素。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。 
   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,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,倾向性十分明显,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,对社会前途的忧郁。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,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。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,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。 
   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,生活和心情的变化,引起了诗风的变化,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,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。名作很多,如〈船泊瓜州〉京口瓜州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这些小诗,新颖别致,炼字炼句妥贴自然,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,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,这时是大大减退了。